同时，《艾滋病防治条例》第56条第1款对违反第39条第2款(隐私绝对保护条款)的情形规定了具体的惩罚措施。
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保持领导党定位的必要条件是必须三个代表。
党政不分与党政分开之争的核心在于混淆了作为领导党的中国共产党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大大扩展了列宁最初对民主集中制的理解，此时取名为民主集中结合制可能更好，因为该原则实际上包含了民主集中制和集中民主制。以党章为根本，按照党章确定的基本原则、要求和任务，推进党内法规制定工作。立宪党导制要求领导党必须是改良性的、先进性的、全民性的、世俗性的政党，就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良化、自身去阶级化和世俗化，事实上，自1949年建国，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和领导党转身为执政党和领导党之后，也一直在这三个方向上不断的调整和进步。对于现有大量以非正式规则形式存在的党导关系我们需要分门别类处理，有些成功的潜规则应该上升为明规则，有些对党或国家有害的必须以明规则来抑制，有些不宜上升为刚性规则的可以继续以惯例方式保留。
3.1 一党领导 立宪党导制与立宪君主制和立宪民主制最大的不同在于有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先进党的领导，其他方面与立宪民主制差别不大。再次，民众民主能力的培育是要务。在这些革命中，取得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将他们所尊奉的自然权利及人权理论庄严地写入人权宣言及宪法之中。
以我国宪法为例，宪法第33条第3款中原则性的写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内容表现为人权条款，其性质为人权原则。例如，英国著名学者米尔恩将人权定义为：不分时间与场合的，不论承认与否均一体适用于所有人类的那些权利，而获得这种权利的资格仅在于其是人，与国籍、文化、社会特性等因素不发生关系。(二)文化融合 中国有着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基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人权观念与人权概念并不等同于西方话语中的人权。从形式逻辑角度而言，一个完整的人权规则包含着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尽管这三个部分可能并不体现于同一条款中，有时可能会体现在不同的法条中。
三、政治语境中的人权概念：双重性 人权作为一种价值概念注定具有一定的政治属性，在当代国际政治社会中，人权甚至具有一定的政治工具性。(二)人权内容的文化语境差异 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对于个体权利的张扬，使得个体自由成为一种至高的人权价值诉求。
自然在古代是一种神秘的指称。人权的对称范围是一切宽泛的可能涉及的事物，主要是自然，也包括他人、统治者，以及神灵等不确定范畴。参见John Finnis,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98. [14]"What were traditionally called natural rights have more recently been renamed human rights."参见Carl Wellman,A New Conception of Human Rights.Rights and Duties,4 Human Rights and Universal Duties,introduction,Routlease,2002,pp.90-100. [15]参见李桂林：《作为实践理性的法律》，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6期。首先，实定法化的人权与其它法律规范一样具有在社会生活中针对一切成员平等地、普遍地适用的特性，而且通过法律确定，人权内容有了公开的固定形态，人们可以明确查询、学习认知，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并避免对他人权利造成侵犯。
参见[美]E?波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修订版，第261页。制度语境中的人权是以人权为理性的出发点，构建理性的法律体系，但又不囿于建构理性，而是走实践理性的道路。他在《自然法和自然权利》一书中强调，本书几乎全是关于人权的，然后特意用括号注明人权是自然权利的现代用语，我是在同一含义上使用这两个术语的。详言之，制度性人权在形式方面主要体现为概括性的人权条款和具体的基本权利，或者说表现为人权原则与人权规则。
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必然存在一种神秘的规律。目前国际上通行的人权概念标准基本上是在西方政治经济强国的组织下设定的，其内容也主要由西方基督教文明国家所主导。
本文将对人权概念的具体使用语境进行简要梳理，以厘清不同语境中人权的不同涵义，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当前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13]菲尼斯教授认为，人权一词与自然权利是同义语。
[3]在这一意义上，自然既是唯物的，又是唯心的，它沟通着客观实在、神的意旨与人文关怀，从而可能孕育着人权最早期的萌芽。其三，它还对实证主义的法律与价值无涉观念进行挑战，法律具有道德性是法的实践理性自身所具有的属性，也正因此，法律以人权保障为价值依归。人权通俗而言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五、法治中国语境中的人权概念 法治中国建设在形式上表现为规则之治、制度之治，而实质层面则可以指向国家对人权的尊重与保障。客观经济发展水平是人权保障力度的一种重要的制约因素，因此，尽管目前多国均签署了联合国人权的相关公约，并依公约要求努力完善本国人权，但发展中国家的人权实现状况往往在短时间内难以与发达国家持平。而宪法在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主要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具体列出了基本权利化的人权内容。
与客观生活实际相适应，在理论研究方面，人们开始探究人类的起源以及人类的固有权利。而大部分东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客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人民基本生活状况尚且堪忧：在人权内容体系中，倾向于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与文化相关的权利，尤其是其社会成员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西方学者萨拜因以公元前322年亚里士多德的逝世作为西方政治哲学连续性的一次中断[5]，认为至此，城邦国家时代开始隐退，个体的独立意识得以萌发。人权是一种应然的、理想性权利，它并不以制度为前提。
而将人权纳入制度体系予以考量时，这种形而上的天赋权利便具有了实践理性的特性，成为一项实定化的权利。现代哲学、心理学从语言学中借用这一概念，并业已发展成为各自分支学科。
(三)人权实现形式的文化语境差异 此外，人权实现形式在不同文化语境中也具有差异性。从微观层面而言，制度(Institution)是指特定主体依据一定程序制定的具有规范性的行为准则体系，可以从适用主体范围上划分为企业内部制度、社团内部制度、学校教学制度、宗教制度，以及全国通用的法律制度等。在这一实现过程中，其人权观念务必需要与该国本土的民权、基本权等概念相融合，方可获得社会大众文化心理上的普遍认同。基于语用学的人权概念分析，可以将人权放置到历史语境、文化语境、政治语境、制度语境中，考虑到人权概念所内涵的变迁性、习俗性、双重性与实践理性特征，对法治中国语境中人权概念的理解。
由于人权本身的抽象性，使得不同国家的人权保障基于国情呈现出不同的现实状况。将人权置于制度语境中时，它便具有了规范的属性，这种规范性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因此，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人权一词的含义及用法也不尽相同。人权实现形式通常可以理解为人权观念、人权文本的形成及其转化为人权实践的过程所运用的方式、方法与手段。
古罗马打败了古希腊，同时古罗马的法学家也继承了古典希腊时期优秀的哲学与法学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这种规定是统治阶级共同意志的体现，也是社会生活实践智慧的凝练，为人们指明行为方向，引导社会成员积极正当地生活，最终有利于社会稳定与个体人权价值的实现。
文化融合的不彻底性是人类社会中必然存在的客观现象，当代文化语境中人权概念研究的关键问题，似乎并不在于中国人无法理解西方的人权概念，而更大程度上在于西方人不能够理解中国化的人权概念。另一方面，人权也是文化的价值起点，是文化追求的主观目标之一。也就是说，在法治国家的制度体系中，其他制度总是需要在遵守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制定与履行的，公司、企业、社会团体、教育机构等在制定内部章程时无一例外地需要参考法律规定，并不得违反法律。西方国家从自身政治立场出发，往往将人权界定为一种天赋的自然权利，具有普遍性、永恒性，是世界上一切人类所共同享有的权利。
由于封建君主及教会对人民进行残酷严苛的压迫，西方社会中新兴的资产阶级出于税赋等原因，对于君主统治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自然法的概念源于自然[nature]。
(一)人权的主权性与主权的人道性 政治语境中的人权概念首先体现在人权与主权的关系方面。另一名西方学者威尔曼(Carl Wellman)也认为传统中称为自然权利的概念近来多将之重命名为人权。
人权的含义由古代自然法时期人的权利中朴素的自然理性[相对于无序而言]，向自然权利理论转变，此时的自然权利已经具有了针对于主权和神权的特殊意涵。[10]这样，究竟是人权高于主权，还是主权高于人权看似是历史渊源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则成为了各国政治立场的宣示。
